wanderlust.

现如今，公知这个称谓在国内基本上已经沦为地沟油的层次，尽管媒体还在乐此不疲的评选影响中国的公知50人或者100人，但群众们显然已经有点不吃这一套了。他们在网上兴高采烈的嘲弄各类公知，每当看到他们出丑之后，更是叽叽喳喳的发出种种快活的声音。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是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国家彻底向GDP投降了，文化和知识被让位给了权力和资本。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在闷头发财：土地让各级政府赚的盆满钵溢，白领们攀比着年终奖的额度，中产阶级被房贷和下一代搞的精疲力尽，大学教授们则满脑门算计着职称和升迁。80年代的理想主义灰飞烟灭，60年代的反智主义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对金钱的渴望压倒一切，当然也压倒了那种泛泛的坐而论道的文化氛围。

从小的方面来说，利益的驱使让公知这个群体也在加速分化。他们中有的参与权力寻租，将知识迅速变现，成为资本的中介和代理，公众形象江河日下。比如一些经济学家，用万能的市场逻辑解释“中国特色”，完成对原始积累的理论美化，把广大人民排除在分赃体系之外。

还有的公知从书斋跳到了互联网的舞台，当他们发现低效的读者来信变成了快速的转发评论，自己的声音可以在微博之类的新媒介得以加倍放大，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表演欲望和导师冲动。要么充当良心代言，一个劲的向群众抛媚眼，迎合某种底层民粹的趣味；要么充当反体制先锋，为了达到效果抹黑造谣，极尽丑陋之能事；要么干脆抱成一团，乐此不疲的运营圈子文化，全然背离了萨义德曾经对他们的定义：“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和联盟之间”。

更有的公知缺乏起码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只会向观众秀一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这种立场甚至还是摇摆不定的，就像约翰·勒卡雷笔下的间谍利玛斯，骑在柏林墙上，在两种世界的中间左右张望，不知道该跳向哪一边。投机的念头一旦萌芽，他们的观点也就不再具备任何令人信服的道德感召。

就这样，整个国家的价值走向和公知群体的良莠不齐导致了公知这个概念被沦为一种笑料，但这恰恰是一种更为危险的信号。在一个由权力主导的社会，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属于被体制所吸纳的范围。几年前，《光明日报》发文表示要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由此可见一斑。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的地位不像师爷，更像通房丫头。

在当下的中国，热气腾腾的消费欲望冲淡了大众对社会的责任感，犬儒化成为一种普遍倾向。最终，想要引导或者唤醒整个社会群体对国家命运的集体思索，还是要由知识阶层来发起。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被带上口罩发言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砝码，意味着博弈过程中的一方力量，尤其是在一个权力近乎垄断的国家。

然而，当公知被烙上羞惭的印记，当没人愿意承担公知的身份，当“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之类的气急败坏成为一种现象，社会将更快的倒向全面的虚无主义。人们将耻于介入公共话题，将无法大胆表达观点，将不愿进行严肃对话，就如同九十年代市场大潮来临前对崇高的解构一样。而离开了那些更为重要的争鸣和讨论，对金钱的追逐会摧毁了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公知当然是可以被批判的，甚至是可以被嘲弄的被恶搞的，但对于符号意义上的公知，我们应该保留一丝尊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或许才能重塑那些早已被稀释的千疮百孔的主题：我们的人文、思想、科学，我们对美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

在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主人公斯蒂芬的父亲跟他聊起自己年轻时抽烟被发现的故事：“当时我正站在南大街的口上同几个和我一样的半大小子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嘴角上都叼着烟斗，自以为很有派头儿。突然，我老爸从这儿经过，他一个字儿也没说，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停。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俩一块儿出去散步，在快要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拿出了烟盒，说：来来，西蒙，我以前不知道你也抽个小烟儿或者抽个烟袋锅什么的。如果你想抽个痛快，来一支这种雪茄吧。这是昨天晚上在昆斯敦一个美国船长送给我的。”

乔伊斯的这本小说是我很多年前看过的，里面讲什么我都忘光了，但这段话却像题跋一样印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是某年除夕之夜，吃完饭母亲就去厨房收拾了，父亲忽然掏出一盒中华，递给我一根，问我：“抽吗？”我一下愣住了。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之前当然也偷偷摸摸地抽烟，被父亲发现之后还揍了我一顿。

父亲拿着烟的手伸在我面前，我赶紧接过来。我俩谁也没说话，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把它抽完，仿佛一个沉默的交接仪式。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的父亲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作为一个在官场不太如意的干部，他一直希望我能去考公务员，延续他未能实现的价值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觉得自己可以承受那样的人生。为此，我们争吵过多次。但在那个夜晚，当他拿着火机为我点上烟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可以结束了。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里，父亲总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沉默、强壮、有尊严。我的父亲自然也不例外，儒家文化扼杀了他和儿子做朋友的可能，因此他只能给自己裹一张外壳，用来维护这种父子关系的严肃性。至于我，不想也不知道如何打碎这张外壳，我既没有勇气像贾宏声一样给他一巴掌，更无法像朱文一样带他去找个小姐。有一次，他扭捏地拿着一张光盘问我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播放，我一看就明白了，我很想把自己收藏的那些好玩意都送给他，像一对亲切的狼友那样。但我忍住了，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默默地走开。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偶尔也谈谈社会或者人生，但谈不了几句就不欢而散。他已经像个老人一般保守，而我却正在激进的年纪，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不理解总是不可避免，但也并非总是如此。父亲曾经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些年他在仕途上的失败，仿佛一件无法见人的丑事，而我其实很想告诉他：在这个时代，成功未必能引起什么令人激动的波澜，而失败却往往会传来一种不屈不挠的回声。

现在，面对父亲的老去，我心情复杂。他一直在坚信着一些东西，或许上升不到主义的高度，但就算在那个闭塞的小城，他也为此奉献了他的青春和理想。但又有多少是值得他奉献的呢？前年我买了一些书送给他，看完之后，父亲喃喃自语：“想不到是这样，想不到都是真的。”我看着他的白发和皱纹，险些哭出来，我在心里对他说：“爸，他们都欠你的，他们所欠你的一切，将来都一定会还给你。

（刊于《南方周末》）

后来这人离开了《看电影》，办了一本《新电影》，过了没多久，又关张了，中间还办了一本《文汇百花周刊》，现在也没了。我寻思着此人办一本黄一本，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恃才傲物，不跟上面穿一条裤子，成天干领导的口腔，领导都溃疡了，只能把瘟神送走。一个是文以载道，压根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把杂志办的乌烟瘴气，什么敏感词都敢捅，影响渠道和发行。不管是哪一个，我觉得都是一种荣誉。

再后来范皓然又跑到了《电影世界》，延续了一贯的作风，在一本以娱乐为主的杂志里，倾注了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夹缝中求生存尚且不忘向无耻者吐唾沫。最新一期总结年度华语电影的标题赫然就是：忒二。在一个时政杂志成天都不痛不痒的时代，一本电影杂志却在自己狭窄的领域里勾兑了独特审美以及真知灼见，炮轰大师和商人，揭发骗子和投机。

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主编的熏陶。在很多杂志的刊首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精神抖擞的主编，配上一副搂着双肩或者拿着烟斗的照片，文字水平比小桔灯还不如，却也敢大放厥词。而尚可却在刊首真正塑造了一本杂志的气质：从不糊涂，没有废话。

一种粗糙和犀利的风格也被始终延续下来：能用鸡巴就绝不用鸡鸡，能说傻逼就绝不说傻冒。就好像当别的人在委婉的表示：这电影其实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这个……呃……比如那个。而范皓然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这就是一部烂片，它没有一帧画面值得你掏钱，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喜欢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态度。

在我看来，范皓然是中国最好的电影杂志主编，甚至也是最好的影评人。现在市面上充斥的影评人，有的文笔好没态度，像个领招待费的，有的态度好没文笔，像个写宣传稿的。偶尔在豆瓣上看到那些跟妇联主任发言一样的影评，我就格外不耐烦，十分怀念十几年前尚可写的那些东西。

现在，我衷心祝愿《电影世界》这本杂志可以办下去，越办越好，同时也向范皓然这些年的坚持表示敬意。我没见过他，他为人如何我也不了解，但他没向我提供过垃圾。

当然，后来我就不提真维斯了。但这件衬衫我一直没丢，十年了，它质量还是那么好，秋天的时候我还经常穿在身上，回忆自己曾经的样子。后来我目睹着那些像我这样从县乡一级走出来的青年，他们穿着当地流行的服饰，走进北京上海，嚼着一线城市的残渣，填饱自己三线城市的胃口；或者继续留在家乡，被挤兑而不自知。那些穿森马的男孩和穿以纯的女孩，像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一样，“同卑下的生活和狂乱的思想不停地作斗争”。

贾樟柯在电影《任逍遥》里曾经细致的描绘了这样的状态和这样的青年：在死水一般的小城市，青春期的荷尔蒙如癌细胞一样扩散，他们无法用更丰富的精神来摆脱虚无，想要得到更多，却被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所敲打。最后，他们决定去抢劫银行。失败之后，其中一个被抓，另外一个则骑着摩托逃跑。他沿着国道想要远离那个地方，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搭上一辆过路的大巴，返回那个让他充满绝望的城市。然后青年就这样被警察逮捕，遭受了一番奚落之后，电影结束了。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些，有些事情你就会理解的更清楚。每次我给在山东一家工厂打工的表弟打电话，里面的铃声始终都是慕容晓晓之类的“农业金曲”。几年前他给我写信，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在信中提到了绝望、折磨、自杀，还有路遥。贫瘠的精神生活像锅盖一样压在他头上，他觉得自己快要被煮熟了。在我眼里看来，他的痛苦和思索跟多数人一样，只是他找不到一个向上的出口。而他花一块钱购买《爱情买卖》的铃声，和那些坐飞机到金边看柯恩演唱会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文化品位上阔起来的新青年们或许不这么认为。

我有一个在西安上班的老同学，他曾经穿着新款的美特斯邦威回农村的老家炫耀，如今他给老婆买新款的LV，有了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他曾经跟我一样漫无目标的愤怒，如今他尽管也愤怒，但看上去似乎比较理性了：“反 日青年全都是——”他在MSN上毫不客气地下了一个定语，”傻逼脑残！“我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只是想起了那两个试图抢银行的瘦小身影。

如今，谁都会脱口而出几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遮羞布，或者民族主义是政府的障眼法。那些夹杂在队伍中的青年，就这样成为了主义的一部分，成为了被利用的笑柄和被排泄的马桶。他们最大的缺点是不自知，不知道教科书的真实斤两，不知道真维斯其实是个国产的三流牌子。总之他们是无脑者，被可笑的主义弄昏了脑袋，被文明和时代远远甩在身后，却以为自己在参与某种崇高，有一小撮甚至对自家人民干出了打砸抢的丑陋行径。

这些都说的没错，我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更想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有一个叫W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我总感觉特别愤怒，但我不是很清楚源头在哪里。喝醉了我就容易搞破坏，砸学校展览板的玻璃，把别人晾衣架上的内裤扔掉，诸如此类。不管怎么说，日本难道不是侵略过我们吗？我姥爷身上还有日本枪子呢。反正很搓火……社会也好家庭也好……为什么？我说不上来……我想表达一点什么，我希望让人知道我很重要。

如你所知，十年前，我就是那个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