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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主人公斯蒂芬的父亲跟他聊起自己年轻时抽烟被发现的故事：“当时我正站在南大街的口上同几个和我一样的半大小子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嘴角上都叼着烟斗，自以为很有派头儿。突然，我老爸从这儿经过，他一个字儿也没说，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停。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俩一块儿出去散步，在快要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拿出了烟盒，说：来来，西蒙，我以前不知道你也抽个小烟儿或者抽个烟袋锅什么的。如果你想抽个痛快，来一支这种雪茄吧。这是昨天晚上在昆斯敦一个美国船长送给我的。” 这时，斯蒂芬听到父亲突然发出一阵大笑。“那笑声全然是哭腔”。 乔伊斯的这本小说是我很多年前看过的，里面讲什么我都忘光了，但这段话却像题跋一样印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是某年除夕之夜，吃完饭母亲就去厨房收拾了，父亲忽然掏出一盒中华，递给我一根，问我：“抽吗？”我一下愣住了。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之前当然也偷偷摸摸地抽烟，被父亲发现之后还揍了我一顿。 父亲拿着烟的手伸在我面前，我赶紧接过来。我俩谁也没说话，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把它抽完，仿佛一个沉默的交接仪式。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的父亲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作为一个在官场不太如意的干部，他一直希望我能去考公务员，延续他未能实现的价值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觉得自己可以承受那样的人生。为此，我们争吵过多次。但在那个夜晚，当他拿着火机为我点上烟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可以结束了。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里，父亲总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沉默、强壮、有尊严。我的父亲自然也不例外，儒家文化扼杀了他和儿子做朋友的可能，因此他只能给自己裹一张外壳，用来维护这种父子关系的严肃性。至于我，不想也不知道如何打碎这张外壳，我既没有勇气像贾宏声一样给他一巴掌，更无法像朱文一样带他去找个小姐。有一次，他扭捏地拿着一张光盘问我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播放，我一看就明白了，我很想把自己收藏的那些好玩意都送给他，像一对亲切的狼友那样。但我忍住了，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默默地走开。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偶尔也谈谈社会或者人生，但谈不了几句就不欢而散。他已经像个老人一般保守，而我却正在激进的年纪，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不理解总是不可避免，但也并非总是如此。父亲曾经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些年他在仕途上的失败，仿佛一件无法见人的丑事，而我其实很想告诉他：在这个时代，成功未必能引起什么令人激动的波澜，而失败却往往会传来一种不屈不挠的回声。 现在，面对父亲的老去，我心情复杂。他一直在坚信着一些东西，或许上升不到主义的高度，但就算在那个闭塞的小城，他也为此奉献了他的青春和理想。但又有多少是值得他奉献的呢？前年我买了一些书送给他，看完之后，父亲喃喃自语：“想不到是这样，想不到都是真的。”我看着他的白发和皱纹，险些哭出来，我在心里对他说：“爸，他们都欠你的，他们所欠你的一切，将来都一定会还给你。 （刊于《南方周末》）

我最早知道范皓然是因为那本叫《看电影》的杂志，在这本杂志没有变成低龄刊物之前，它有过很多牛逼的策划和专题，动不动就是百大十大，虽然重复但却总有精彩的地方。干过这些牛逼事儿的人就是范皓然。此人以尚可的笔名写过不少文章，我还记得一篇叫《坐在井底找北》的，嬉皮笑脸就把中国电影圈的现象和人物调侃了一番，并且句句都是实话。我当时看了之后一拍我女朋友的大腿，赞道：人才！ 后来这人离开了《看电影》，办了一本《新电影》，过了没多久，又关张了，中间还办了一本《文汇百花周刊》，现在也没了。我寻思着此人办一本黄一本，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恃才傲物，不跟上面穿一条裤子，成天干领导的口腔，领导都溃疡了，只能把瘟神送走。一个是文以载道，压根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把杂志办的乌烟瘴气，什么敏感词都敢捅，影响渠道和发行。不管是哪一个，我觉得都是一种荣誉。 再后来范皓然又跑到了《电影世界》，延续了一贯的作风，在一本以娱乐为主的杂志里，倾注了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夹缝中求生存尚且不忘向无耻者吐唾沫。最新一期总结年度华语电影的标题赫然就是：忒二。在一个时政杂志成天都不痛不痒的时代，一本电影杂志却在自己狭窄的领域里勾兑了独特审美以及真知灼见，炮轰大师和商人，揭发骗子和投机。 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主编的熏陶。在很多杂志的刊首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精神抖擞的主编，配上一副搂着双肩或者拿着烟斗的照片，文字水平比小桔灯还不如，却也敢大放厥词。而尚可却在刊首真正塑造了一本杂志的气质：从不糊涂，没有废话。 一种粗糙和犀利的风格也被始终延续下来：能用鸡巴就绝不用鸡鸡，能说傻逼就绝不说傻冒。就好像当别的人在委婉的表示：这电影其实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这个……呃……比如那个。而范皓然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这就是一部烂片，它没有一帧画面值得你掏钱，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喜欢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态度。 在我看来，范皓然是中国最好的电影杂志主编，甚至也是最好的影评人。现在市面上充斥的影评人，有的文笔好没态度，像个领招待费的，有的态度好没文笔，像个写宣传稿的。偶尔在豆瓣上看到那些跟妇联主任发言一样的影评，我就格外不耐烦，十分怀念十几年前尚可写的那些东西。 现在，我衷心祝愿《电影世界》这本杂志可以办下去，越办越好，同时也向范皓然这些年的坚持表示敬意。我没见过他，他为人如何我也不了解，但他没向我提供过垃圾。

2000年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妈特意带着我去了一趟太原，走走亲戚，顺便给我买件体面的衣服。在大型商场里，我挑了一件真维斯的纯棉衬衫，穿在身上显得特别柔软熨帖，而在这之前我穿的都是硬邦邦得的确良。在我眼里，真维斯就是不折不扣的名牌，——而且还是外国的。住进宿舍之后，上铺的北京同学瞄了一件我的衣服，点点头说了句：恩，真维斯，我中学时也有这么一件。那一刻，我有一种欣喜的认同感：瞧，他也知道。 当然，后来我就不提真维斯了。但这件衬衫我一直没丢，十年了，它质量还是那么好，秋天的时候我还经常穿在身上，回忆自己曾经的样子。后来我目睹着那些像我这样从县乡一级走出来的青年，他们穿着当地流行的服饰，走进北京上海，嚼着一线城市的残渣，填饱自己三线城市的胃口；或者继续留在家乡，被挤兑而不自知。那些穿森马的男孩和穿以纯的女孩，像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一样，“同卑下的生活和狂乱的思想不停地作斗争”。 贾樟柯在电影《任逍遥》里曾经细致的描绘了这样的状态和这样的青年：在死水一般的小城市，青春期的荷尔蒙如癌细胞一样扩散，他们无法用更丰富的精神来摆脱虚无，想要得到更多，却被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所敲打。最后，他们决定去抢劫银行。失败之后，其中一个被抓，另外一个则骑着摩托逃跑。他沿着国道想要远离那个地方，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搭上一辆过路的大巴，返回那个让他充满绝望的城市。然后青年就这样被警察逮捕，遭受了一番奚落之后，电影结束了。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些，有些事情你就会理解的更清楚。每次我给在山东一家工厂打工的表弟打电话，里面的铃声始终都是慕容晓晓之类的“农业金曲”。几年前他给我写信，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在信中提到了绝望、折磨、自杀，还有路遥。贫瘠的精神生活像锅盖一样压在他头上，他觉得自己快要被煮熟了。在我眼里看来，他的痛苦和思索跟多数人一样，只是他找不到一个向上的出口。而他花一块钱购买《爱情买卖》的铃声，和那些坐飞机到金边看柯恩演唱会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文化品位上阔起来的新青年们或许不这么认为。 我有一个在西安上班的老同学，他曾经穿着新款的美特斯邦威回农村的老家炫耀，如今他给老婆买新款的LV，有了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他曾经跟我一样漫无目标的愤怒，如今他尽管也愤怒，但看上去似乎比较理性了：“反 日青年全都是——”他在MSN上毫不客气地下了一个定语，”傻逼脑残！“我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只是想起了那两个试图抢银行的瘦小身影。 如今，谁都会脱口而出几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遮羞布，或者民族主义是政府的障眼法。那些夹杂在队伍中的青年，就这样成为了主义的一部分，成为了被利用的笑柄和被排泄的马桶。他们最大的缺点是不自知，不知道教科书的真实斤两，不知道真维斯其实是个国产的三流牌子。总之他们是无脑者，被可笑的主义弄昏了脑袋，被文明和时代远远甩在身后，却以为自己在参与某种崇高，有一小撮甚至对自家人民干出了打砸抢的丑陋行径。 这些都说的没错，我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更想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有一个叫W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我总感觉特别愤怒，但我不是很清楚源头在哪里。喝醉了我就容易搞破坏，砸学校展览板的玻璃，把别人晾衣架上的内裤扔掉，诸如此类。不管怎么说，日本难道不是侵略过我们吗？我姥爷身上还有日本枪子呢。反正很搓火……社会也好家庭也好……为什么？我说不上来……我想表达一点什么，我希望让人知道我很重要。 如你所知，十年前，我就是那个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