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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刘柱在街边卡拉OK哼哼唧唧地唱着“多少唏嘘的你在人海”的时候，正在上高一，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仅从黄色录像里看到过邱淑贞半遮半露的肉体。但这并不妨碍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满脸柔情，像个历经风雨的浪子。我在旁边听得早不耐烦了，他的嗓子有点像郁钧剑，所以你知道这听上去挺滑稽的。晚上的县城里，到处都是这种娱乐项目，一条街上有七八家，不是beyond就是黑豹，还夹杂着几首邓丽君，被一些下岗女工深情的演绎着。 我吐了一口痰，冲他喊：“别唱了！别唱了！”几个哥们也一块起哄：“对对，唱的跟他妈班主任讲题一样！”刘柱挺委屈，扭过头看着我们，说你们就让我唱完嘛。陈双虎上去一把夺过麦克风，把他晾在一旁，自顾自的唱了起来。刘柱讪讪的坐了回去，啜了一口扎啤，然后就不说话了。 刘柱是个挺老实的人，但脑子笨，学习成绩不好，所以只好跟我们混。他似乎也有点不情愿，因为我们总是戏弄他，但如果不跟我们混，也没人愿意接受他。在一个人的青春期，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被孤立。好在他脾气不错，就像古惑仔里的蕉皮，我们整他的时候也就心安理得。刘柱热爱音乐，确切的说是热爱beyond，他称之为“比安乐队”。在比安乐队所有的歌曲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情人》，每次唱的时候都是一副掏心掏肺肝胆欲裂的样子，就像预备党员在向组织上坦白一样。 我对刘柱没什么太深印象，他本来就属于那种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的人。他的家庭也平淡无奇，父亲在氮肥厂工作，母亲在百货市场经营着一个五金摊位，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和多数生活在县城的青年一样，每天无所事事，对社会漠不关心，唯一能够慰藉的就是女人。不过刘柱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或许因为他太过软弱，对女性过于尊重。在那种地方，绅士是没有任何市场的，姑娘们崇拜强者，向往蛮横的精神世界，台球厅里目光狠毒的少年总是会带着一个不错的马子。而刘柱始终孤独一人，我们都确信，在高中毕业之前，他还是一个处男。 后来我们就丧失了联系，大家狼奔豕突着四散而去，为生活疲于奔命。我们中的多数都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手段，也早已体验过情欲的滋味，便不再对此心存神往，而是努力的向上爬，期望能够得到权力的垂青或者金钱的青睐。然而刘柱却像一个不断向后退的人，他疯狂了爱上了一个女孩，经历了种种不为人知的挫败，最后在情人节那天吃了一整瓶安眠药，死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重重的颤了一下，我无法想象那个沉默的青年如何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之后，变成了一个三线城市的克利斯朵夫。正如我再也无法得知那个腼腆的唱着《情人》的中学生当时的内心到底掩盖着怎样的暗涌。或许我们都没有像刘柱那样真的爱过，也不曾体验过癫狂，我们的内心赤裸，曝光在青春的艳阳之下，刘柱却在暗地生长，直到长出一根根倒刺。 刘柱的葬礼我没有参加，据说去的人也很少，我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每年情人节的时候，看着街上闹哄哄的红男绿女，偶尔会想起不善言辞的他。诗人们说，爱情的本质在于忘我。刘柱做到了，而我们这些早早透支了情感的人却没有哪怕一刻体会过这种感觉。 那首《情人》被陈双虎打断了，后面还有四句歌词，我就帮刘柱附在后面吧：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有一段时间我在伦敦住，大不列颠给我的最大印象除了完善的交通和遍地的风衣之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了。我还记得住进宿舍的当晚，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外面下着伦敦常见的绵绵细雨，内心愁苦万分。这时听到有人敲门，然后几个白人很热情的冲进来，兴高采烈的说有个party，邀请我去参加。尽管这在一个中国人的眼里看来非常突兀，但我还是跟着去了，并度过了一个难忘而愉快的夜晚。 后来我有时候在路边抽烟，会有伦敦青皮跑过来借火。对方点着之后，不会匆匆而去，而是热情的攀谈起来：“我听说你们那个国家……”或者“我们那个女王就别提啦……”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甚至有一次我在海德公园的椅子上吃盒饭，一个途径溜腿的英国老头居然停下来跟我套近乎，提醒我风大，小心吃坏肚子。说完他就像邓布利多一样跑着消失了。 再后来我回到熟悉的祖国，这种事情就没有再发生过。在机场借完火的中年人面带忧虑，紧皱着眉头快步离去。蹲在路边吃盒饭会被当做民工而经受无视的眼神，还会招来几只轻佻的野狗。搬到新的小区永远不会听到有人敲门，除非来的是做人口登记的警察。 跟我的同胞比起来，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像逃狱的犯人回到了熟悉的牢房。我见到乞丐仿佛一阵风掠过，面对陌生人的搭讪像处女一样警惕。曾经有一次，一个路边迷路的小学生向我借一块钱坐公交回家，我仔细盘查了她的学生证才给了她。等她道谢走了之后，我才怔怔的回过神来，头一次为自己感到羞耻。 这一切的发生既平常却又让人感到怪异，因为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我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多隔阂，在乡间，夜不闭户是常有的事情。基于社群邻里关系而建立的基层组织构成了中国社会最稳定的基石，而随着90年代以后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消费主义席卷一切，这些传统的东西都在逐渐的被抛弃，那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信任，都变得越来越淡，我们都成了这个国家的陌生人。 罗伯特·帕特南写过一本叫《独自打保龄》的书，描绘了美国社群生活是如何走向衰落的。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正如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热衷于各种有组织的生活，闲暇时间在和邻居喝茶聊天中度过，喜欢建立各种俱乐部——卡波特的小说《冷血》对此也有过很细致的描述——这种公民对参与和互助的热情成为美国爱国主义的根本，于是，“一代人在那里互相问好”。 然而，后来这些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制度不同，但中国和美国的某些轨迹是相同的。美国人从俱乐部里的热闹繁荣演变成了独自打保龄的一群人，中国人从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宅男宅女。当普遍的冷漠推向极致的时候，十八个路人对躺在地上的小悦悦视而不见或者摔倒在地的老人被众人围观就不再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而是一个必然出现的结果。 社群在坍塌，文化在崩坏，我们一边匆忙赶路，一边抱怨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却从未想过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传统以倾斜的角度缓缓下沉，沉入金钱社会的巨大漩涡之中，但新的秩序却没有因此而扬帆起航。 一切正如海子的诗：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我们在这个熟悉的国家里，彼此的面目早已模糊不清，而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旧有的美好才会卷土重来。 刊于《博客天下》

现如今，公知这个称谓在国内基本上已经沦为地沟油的层次，尽管媒体还在乐此不疲的评选影响中国的公知50人或者100人，但群众们显然已经有点不吃这一套了。他们在网上兴高采烈的嘲弄各类公知，每当看到他们出丑之后，更是叽叽喳喳的发出种种快活的声音。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是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国家彻底向GDP投降了，文化和知识被让位给了权力和资本。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在闷头发财：土地让各级政府赚的盆满钵溢，白领们攀比着年终奖的额度，中产阶级被房贷和下一代搞的精疲力尽，大学教授们则满脑门算计着职称和升迁。80年代的理想主义灰飞烟灭，60年代的反智主义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对金钱的渴望压倒一切，当然也压倒了那种泛泛的坐而论道的文化氛围。 从小的方面来说，利益的驱使让公知这个群体也在加速分化。他们中有的参与权力寻租，将知识迅速变现，成为资本的中介和代理，公众形象江河日下。比如一些经济学家，用万能的市场逻辑解释“中国特色”，完成对原始积累的理论美化，把广大人民排除在分赃体系之外。 还有的公知从书斋跳到了互联网的舞台，当他们发现低效的读者来信变成了快速的转发评论，自己的声音可以在微博之类的新媒介得以加倍放大，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表演欲望和导师冲动。要么充当良心代言，一个劲的向群众抛媚眼，迎合某种底层民粹的趣味；要么充当反体制先锋，为了达到效果抹黑造谣，极尽丑陋之能事；要么干脆抱成一团，乐此不疲的运营圈子文化，全然背离了萨义德曾经对他们的定义：“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和联盟之间”。 更有的公知缺乏起码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只会向观众秀一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这种立场甚至还是摇摆不定的，就像约翰·勒卡雷笔下的间谍利玛斯，骑在柏林墙上，在两种世界的中间左右张望，不知道该跳向哪一边。投机的念头一旦萌芽，他们的观点也就不再具备任何令人信服的道德感召。 就这样，整个国家的价值走向和公知群体的良莠不齐导致了公知这个概念被沦为一种笑料，但这恰恰是一种更为危险的信号。在一个由权力主导的社会，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属于被体制所吸纳的范围。几年前，《光明日报》发文表示要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由此可见一斑。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的地位不像师爷，更像通房丫头。 在当下的中国，热气腾腾的消费欲望冲淡了大众对社会的责任感，犬儒化成为一种普遍倾向。最终，想要引导或者唤醒整个社会群体对国家命运的集体思索，还是要由知识阶层来发起。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被带上口罩发言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砝码，意味着博弈过程中的一方力量，尤其是在一个权力近乎垄断的国家。 然而，当公知被烙上羞惭的印记，当没人愿意承担公知的身份，当“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之类的气急败坏成为一种现象，社会将更快的倒向全面的虚无主义。人们将耻于介入公共话题，将无法大胆表达观点，将不愿进行严肃对话，就如同九十年代市场大潮来临前对崇高的解构一样。而离开了那些更为重要的争鸣和讨论，对金钱的追逐会摧毁了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公知当然是可以被批判的，甚至是可以被嘲弄的被恶搞的，但对于符号意义上的公知，我们应该保留一丝尊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或许才能重塑那些早已被稀释的千疮百孔的主题：我们的人文、思想、科学，我们对美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

韩寒写了一篇跟革命有关的博客，我觉得部分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革命这个字眼大的简直吓死人，尤其是对于被近代历史上各种此起彼伏的革命搞的晕头转向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词有了更多复杂的含义，每个人脑袋里都有一整套关于革命的回忆和联想。在短短的采访里想要阐述清楚这个，那几乎不可能。但是，假设每个人都有发言和表达权利的话，那么只要我愿意，我也可以跟各位聊聊……宇宙。 在这篇博客里，韩寒的总体意思是这样的：革命不好。至于什么好，我也不清楚，老子又不是智库，也没在国务院领薪水。——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表达了一下对这个概念的认知。关于这一点，我个人也表示赞同。对于喝毛奶长大的国人来说，不管后来往肚子里灌了多少资本主义汽水，阶级斗争的残渣还是若隐若现，贫富差距和两级分化更是加剧了某种思维定势。再加上中国文化像水蛭一样强大的吸附能力，任何意义下的革命在中国都会转化成本土特色的革命。所以，革命可能确实不适合现阶段这片神奇的土地。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过，有趣的事情总是在后面。在“公民韩寒”讲了一个公民对革命的简单看法之后，学富五车的时评家、思想家和公知们像是抓住了什么东西一样兴奋起来。有的拍案而起：先说说清楚！到底是哪种革命？革命的写法多了去了……有的露出被玩弄了一样痛不欲生的表情：之前他说平时不读书，想不到是真的！有的开始帮忙出主意：我建议你还是先去哈佛学习几年。还有的则发出了慈祥的劝告：小韩，听你薛叔叔的准没错！他懂得比你多！ 就这样，一群知识爆棚的中年人轮流拍着一个即将30岁的、孩子他爹的肩膀，像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循循善诱，仿佛某种神秘的蛊术。在老人政治终结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样子在民间它从来不曾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薪火相传。 我不认同韩寒的很多观点，也不欣赏他偶尔表现出来的反智主义倾向，但我最佩服的一点是，他从头到尾没跟其他人尿到一壶里去。韩寒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无数中国青年所经历的。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想要表达一点什么，然而他们除了要躲过审查系统的探照之外，更多需要面临的就是来自成年世界的“关怀”。当他们的表达对象试图从青春期的自我议题转向更为宽阔的社会领域之后，就总会有一些中年人呼啸而至，像政治老师一样口若悬河：你说的太幼稚，完全不上道，这样吧，我先给你列一个书单看看。 曾经有一支朋克乐队这样唱过：“混浊的人群像荒原，容不下青年青草和烦恼。青年死得特别早，青年变成了枯草。”我认识一些最终枯萎风干的中年朋友，在他们思维无拘无束的青年时代，被王朔笔下的赵尧舜训斥和嘲弄。尽管不缺思索的勇气，但在知识深度上却步步退缩。最后他们干脆撒开膀子下海了，成了体面的有钱人，再也不去考虑什么社会问题。 韩寒还没有变成这样的人，尽管他有机会。作为教育制度的逃兵，他摆脱了官方语系的那一套陈腐的说教——诸如“知识就是力量”之类——能够像一个正常人那样通过观察去做出判断。对于一个青年来说，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复杂的让你摸着头脑的思想体系？还是持续不断的干干净净的思考？ 如果我们更加认同前者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应该屈服于一个由搜索引擎和图书馆所构建的世界，知识优势成为唯一衡量法则，没看过1000本书的就玩蛋去吧；如果我们更加认同后者的价值，那么韩寒就是一种榜样，他向我们清楚的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一个青年而言，重要的不是他的思想到了什么高度，重要的是他还在用充沛的内心在独自寻求答案。正如年轻的穆旦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所写下的诗句： “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熔岩的心，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

在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主人公斯蒂芬的父亲跟他聊起自己年轻时抽烟被发现的故事：“当时我正站在南大街的口上同几个和我一样的半大小子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嘴角上都叼着烟斗，自以为很有派头儿。突然，我老爸从这儿经过，他一个字儿也没说，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停。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俩一块儿出去散步，在快要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拿出了烟盒，说：来来，西蒙，我以前不知道你也抽个小烟儿或者抽个烟袋锅什么的。如果你想抽个痛快，来一支这种雪茄吧。这是昨天晚上在昆斯敦一个美国船长送给我的。” 这时，斯蒂芬听到父亲突然发出一阵大笑。“那笑声全然是哭腔”。 乔伊斯的这本小说是我很多年前看过的，里面讲什么我都忘光了，但这段话却像题跋一样印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是某年除夕之夜，吃完饭母亲就去厨房收拾了，父亲忽然掏出一盒中华，递给我一根，问我：“抽吗？”我一下愣住了。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之前当然也偷偷摸摸地抽烟，被父亲发现之后还揍了我一顿。 父亲拿着烟的手伸在我面前，我赶紧接过来。我俩谁也没说话，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把它抽完，仿佛一个沉默的交接仪式。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的父亲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作为一个在官场不太如意的干部，他一直希望我能去考公务员，延续他未能实现的价值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觉得自己可以承受那样的人生。为此，我们争吵过多次。但在那个夜晚，当他拿着火机为我点上烟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可以结束了。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里，父亲总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沉默、强壮、有尊严。我的父亲自然也不例外，儒家文化扼杀了他和儿子做朋友的可能，因此他只能给自己裹一张外壳，用来维护这种父子关系的严肃性。至于我，不想也不知道如何打碎这张外壳，我既没有勇气像贾宏声一样给他一巴掌，更无法像朱文一样带他去找个小姐。有一次，他扭捏地拿着一张光盘问我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播放，我一看就明白了，我很想把自己收藏的那些好玩意都送给他，像一对亲切的狼友那样。但我忍住了，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默默地走开。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偶尔也谈谈社会或者人生，但谈不了几句就不欢而散。他已经像个老人一般保守，而我却正在激进的年纪，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不理解总是不可避免，但也并非总是如此。父亲曾经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些年他在仕途上的失败，仿佛一件无法见人的丑事，而我其实很想告诉他：在这个时代，成功未必能引起什么令人激动的波澜，而失败却往往会传来一种不屈不挠的回声。 现在，面对父亲的老去，我心情复杂。他一直在坚信着一些东西，或许上升不到主义的高度，但就算在那个闭塞的小城，他也为此奉献了他的青春和理想。但又有多少是值得他奉献的呢？前年我买了一些书送给他，看完之后，父亲喃喃自语：“想不到是这样，想不到都是真的。”我看着他的白发和皱纹，险些哭出来，我在心里对他说：“爸，他们都欠你的，他们所欠你的一切，将来都一定会还给你。 （刊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