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吐了一口痰，冲他喊：“别唱了！别唱了！”几个哥们也一块起哄：“对对，唱的跟他妈班主任讲题一样！”刘柱挺委屈，扭过头看着我们，说你们就让我唱完嘛。陈双虎上去一把夺过麦克风，把他晾在一旁，自顾自的唱了起来。刘柱讪讪的坐了回去，啜了一口扎啤，然后就不说话了。

刘柱是个挺老实的人，但脑子笨，学习成绩不好，所以只好跟我们混。他似乎也有点不情愿，因为我们总是戏弄他，但如果不跟我们混，也没人愿意接受他。在一个人的青春期，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被孤立。好在他脾气不错，就像古惑仔里的蕉皮，我们整他的时候也就心安理得。刘柱热爱音乐，确切的说是热爱beyond，他称之为“比安乐队”。在比安乐队所有的歌曲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情人》，每次唱的时候都是一副掏心掏肺肝胆欲裂的样子，就像预备党员在向组织上坦白一样。

我对刘柱没什么太深印象，他本来就属于那种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的人。他的家庭也平淡无奇，父亲在氮肥厂工作，母亲在百货市场经营着一个五金摊位，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和多数生活在县城的青年一样，每天无所事事，对社会漠不关心，唯一能够慰藉的就是女人。不过刘柱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或许因为他太过软弱，对女性过于尊重。在那种地方，绅士是没有任何市场的，姑娘们崇拜强者，向往蛮横的精神世界，台球厅里目光狠毒的少年总是会带着一个不错的马子。而刘柱始终孤独一人，我们都确信，在高中毕业之前，他还是一个处男。

后来我们就丧失了联系，大家狼奔豕突着四散而去，为生活疲于奔命。我们中的多数都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手段，也早已体验过情欲的滋味，便不再对此心存神往，而是努力的向上爬，期望能够得到权力的垂青或者金钱的青睐。然而刘柱却像一个不断向后退的人，他疯狂了爱上了一个女孩，经历了种种不为人知的挫败，最后在情人节那天吃了一整瓶安眠药，死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重重的颤了一下，我无法想象那个沉默的青年如何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之后，变成了一个三线城市的克利斯朵夫。正如我再也无法得知那个腼腆的唱着《情人》的中学生当时的内心到底掩盖着怎样的暗涌。或许我们都没有像刘柱那样真的爱过，也不曾体验过癫狂，我们的内心赤裸，曝光在青春的艳阳之下，刘柱却在暗地生长，直到长出一根根倒刺。

刘柱的葬礼我没有参加，据说去的人也很少，我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每年情人节的时候，看着街上闹哄哄的红男绿女，偶尔会想起不善言辞的他。诗人们说，爱情的本质在于忘我。刘柱做到了，而我们这些早早透支了情感的人却没有哪怕一刻体会过这种感觉。

那首《情人》被陈双虎打断了，后面还有四句歌词，我就帮刘柱附在后面吧：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后来我有时候在路边抽烟，会有伦敦青皮跑过来借火。对方点着之后，不会匆匆而去，而是热情的攀谈起来：“我听说你们那个国家……”或者“我们那个女王就别提啦……”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甚至有一次我在海德公园的椅子上吃盒饭，一个途径溜腿的英国老头居然停下来跟我套近乎，提醒我风大，小心吃坏肚子。说完他就像邓布利多一样跑着消失了。

再后来我回到熟悉的祖国，这种事情就没有再发生过。在机场借完火的中年人面带忧虑，紧皱着眉头快步离去。蹲在路边吃盒饭会被当做民工而经受无视的眼神，还会招来几只轻佻的野狗。搬到新的小区永远不会听到有人敲门，除非来的是做人口登记的警察。

跟我的同胞比起来，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像逃狱的犯人回到了熟悉的牢房。我见到乞丐仿佛一阵风掠过，面对陌生人的搭讪像处女一样警惕。曾经有一次，一个路边迷路的小学生向我借一块钱坐公交回家，我仔细盘查了她的学生证才给了她。等她道谢走了之后，我才怔怔的回过神来，头一次为自己感到羞耻。

这一切的发生既平常却又让人感到怪异，因为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我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多隔阂，在乡间，夜不闭户是常有的事情。基于社群邻里关系而建立的基层组织构成了中国社会最稳定的基石，而随着90年代以后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消费主义席卷一切，这些传统的东西都在逐渐的被抛弃，那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信任，都变得越来越淡，我们都成了这个国家的陌生人。

罗伯特·帕特南写过一本叫《独自打保龄》的书，描绘了美国社群生活是如何走向衰落的。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正如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热衷于各种有组织的生活，闲暇时间在和邻居喝茶聊天中度过，喜欢建立各种俱乐部——卡波特的小说《冷血》对此也有过很细致的描述——这种公民对参与和互助的热情成为美国爱国主义的根本，于是，“一代人在那里互相问好”。

然而，后来这些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制度不同，但中国和美国的某些轨迹是相同的。美国人从俱乐部里的热闹繁荣演变成了独自打保龄的一群人，中国人从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宅男宅女。当普遍的冷漠推向极致的时候，十八个路人对躺在地上的小悦悦视而不见或者摔倒在地的老人被众人围观就不再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而是一个必然出现的结果。

社群在坍塌，文化在崩坏，我们一边匆忙赶路，一边抱怨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却从未想过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传统以倾斜的角度缓缓下沉，沉入金钱社会的巨大漩涡之中，但新的秩序却没有因此而扬帆起航。

一切正如海子的诗：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我们在这个熟悉的国家里，彼此的面目早已模糊不清，而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旧有的美好才会卷土重来。

刊于《博客天下》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是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国家彻底向GDP投降了，文化和知识被让位给了权力和资本。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在闷头发财：土地让各级政府赚的盆满钵溢，白领们攀比着年终奖的额度，中产阶级被房贷和下一代搞的精疲力尽，大学教授们则满脑门算计着职称和升迁。80年代的理想主义灰飞烟灭，60年代的反智主义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对金钱的渴望压倒一切，当然也压倒了那种泛泛的坐而论道的文化氛围。

从小的方面来说，利益的驱使让公知这个群体也在加速分化。他们中有的参与权力寻租，将知识迅速变现，成为资本的中介和代理，公众形象江河日下。比如一些经济学家，用万能的市场逻辑解释“中国特色”，完成对原始积累的理论美化，把广大人民排除在分赃体系之外。

还有的公知从书斋跳到了互联网的舞台，当他们发现低效的读者来信变成了快速的转发评论，自己的声音可以在微博之类的新媒介得以加倍放大，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表演欲望和导师冲动。要么充当良心代言，一个劲的向群众抛媚眼，迎合某种底层民粹的趣味；要么充当反体制先锋，为了达到效果抹黑造谣，极尽丑陋之能事；要么干脆抱成一团，乐此不疲的运营圈子文化，全然背离了萨义德曾经对他们的定义：“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和联盟之间”。

更有的公知缺乏起码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只会向观众秀一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这种立场甚至还是摇摆不定的，就像约翰·勒卡雷笔下的间谍利玛斯，骑在柏林墙上，在两种世界的中间左右张望，不知道该跳向哪一边。投机的念头一旦萌芽，他们的观点也就不再具备任何令人信服的道德感召。

就这样，整个国家的价值走向和公知群体的良莠不齐导致了公知这个概念被沦为一种笑料，但这恰恰是一种更为危险的信号。在一个由权力主导的社会，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属于被体制所吸纳的范围。几年前，《光明日报》发文表示要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由此可见一斑。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的地位不像师爷，更像通房丫头。

在当下的中国，热气腾腾的消费欲望冲淡了大众对社会的责任感，犬儒化成为一种普遍倾向。最终，想要引导或者唤醒整个社会群体对国家命运的集体思索，还是要由知识阶层来发起。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被带上口罩发言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砝码，意味着博弈过程中的一方力量，尤其是在一个权力近乎垄断的国家。

然而，当公知被烙上羞惭的印记，当没人愿意承担公知的身份，当“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之类的气急败坏成为一种现象，社会将更快的倒向全面的虚无主义。人们将耻于介入公共话题，将无法大胆表达观点，将不愿进行严肃对话，就如同九十年代市场大潮来临前对崇高的解构一样。而离开了那些更为重要的争鸣和讨论，对金钱的追逐会摧毁了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公知当然是可以被批判的，甚至是可以被嘲弄的被恶搞的，但对于符号意义上的公知，我们应该保留一丝尊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或许才能重塑那些早已被稀释的千疮百孔的主题：我们的人文、思想、科学，我们对美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

韩寒写了一篇跟革命有关的博客，我觉得部分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革命这个字眼大的简直吓死人，尤其是对于被近代历史上各种此起彼伏的革命搞的晕头转向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词有了更多复杂的含义，每个人脑袋里都有一整套关于革命的回忆和联想。在短短的采访里想要阐述清楚这个，那几乎不可能。但是，假设每个人都有发言和表达权利的话，那么只要我愿意，我也可以跟各位聊聊……宇宙。

在这篇博客里，韩寒的总体意思是这样的：革命不好。至于什么好，我也不清楚，老子又不是智库，也没在国务院领薪水。——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表达了一下对这个概念的认知。关于这一点，我个人也表示赞同。对于喝毛奶长大的国人来说，不管后来往肚子里灌了多少资本主义汽水，阶级斗争的残渣还是若隐若现，贫富差距和两级分化更是加剧了某种思维定势。再加上中国文化像水蛭一样强大的吸附能力，任何意义下的革命在中国都会转化成本土特色的革命。所以，革命可能确实不适合现阶段这片神奇的土地。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过，有趣的事情总是在后面。在“公民韩寒”讲了一个公民对革命的简单看法之后，学富五车的时评家、思想家和公知们像是抓住了什么东西一样兴奋起来。有的拍案而起：先说说清楚！到底是哪种革命？革命的写法多了去了……有的露出被玩弄了一样痛不欲生的表情：之前他说平时不读书，想不到是真的！有的开始帮忙出主意：我建议你还是先去哈佛学习几年。还有的则发出了慈祥的劝告：小韩，听你薛叔叔的准没错！他懂得比你多！

就这样，一群知识爆棚的中年人轮流拍着一个即将30岁的、孩子他爹的肩膀，像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循循善诱，仿佛某种神秘的蛊术。在老人政治终结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样子在民间它从来不曾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薪火相传。

我不认同韩寒的很多观点，也不欣赏他偶尔表现出来的反智主义倾向，但我最佩服的一点是，他从头到尾没跟其他人尿到一壶里去。韩寒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无数中国青年所经历的。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想要表达一点什么，然而他们除了要躲过审查系统的探照之外，更多需要面临的就是来自成年世界的“关怀”。当他们的表达对象试图从青春期的自我议题转向更为宽阔的社会领域之后，就总会有一些中年人呼啸而至，像政治老师一样口若悬河：你说的太幼稚，完全不上道，这样吧，我先给你列一个书单看看。

曾经有一支朋克乐队这样唱过：“混浊的人群像荒原，容不下青年青草和烦恼。青年死得特别早，青年变成了枯草。”我认识一些最终枯萎风干的中年朋友，在他们思维无拘无束的青年时代，被王朔笔下的赵尧舜训斥和嘲弄。尽管不缺思索的勇气，但在知识深度上却步步退缩。最后他们干脆撒开膀子下海了，成了体面的有钱人，再也不去考虑什么社会问题。

韩寒还没有变成这样的人，尽管他有机会。作为教育制度的逃兵，他摆脱了官方语系的那一套陈腐的说教——诸如“知识就是力量”之类——能够像一个正常人那样通过观察去做出判断。对于一个青年来说，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复杂的让你摸着头脑的思想体系？还是持续不断的干干净净的思考？

如果我们更加认同前者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应该屈服于一个由搜索引擎和图书馆所构建的世界，知识优势成为唯一衡量法则，没看过1000本书的就玩蛋去吧；如果我们更加认同后者的价值，那么韩寒就是一种榜样，他向我们清楚的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一个青年而言，重要的不是他的思想到了什么高度，重要的是他还在用充沛的内心在独自寻求答案。正如年轻的穆旦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所写下的诗句：

“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熔岩的心，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

在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主人公斯蒂芬的父亲跟他聊起自己年轻时抽烟被发现的故事：“当时我正站在南大街的口上同几个和我一样的半大小子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嘴角上都叼着烟斗，自以为很有派头儿。突然，我老爸从这儿经过，他一个字儿也没说，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停。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俩一块儿出去散步，在快要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拿出了烟盒，说：来来，西蒙，我以前不知道你也抽个小烟儿或者抽个烟袋锅什么的。如果你想抽个痛快，来一支这种雪茄吧。这是昨天晚上在昆斯敦一个美国船长送给我的。”

乔伊斯的这本小说是我很多年前看过的，里面讲什么我都忘光了，但这段话却像题跋一样印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是某年除夕之夜，吃完饭母亲就去厨房收拾了，父亲忽然掏出一盒中华，递给我一根，问我：“抽吗？”我一下愣住了。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之前当然也偷偷摸摸地抽烟，被父亲发现之后还揍了我一顿。

父亲拿着烟的手伸在我面前，我赶紧接过来。我俩谁也没说话，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把它抽完，仿佛一个沉默的交接仪式。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的父亲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作为一个在官场不太如意的干部，他一直希望我能去考公务员，延续他未能实现的价值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觉得自己可以承受那样的人生。为此，我们争吵过多次。但在那个夜晚，当他拿着火机为我点上烟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可以结束了。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里，父亲总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沉默、强壮、有尊严。我的父亲自然也不例外，儒家文化扼杀了他和儿子做朋友的可能，因此他只能给自己裹一张外壳，用来维护这种父子关系的严肃性。至于我，不想也不知道如何打碎这张外壳，我既没有勇气像贾宏声一样给他一巴掌，更无法像朱文一样带他去找个小姐。有一次，他扭捏地拿着一张光盘问我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播放，我一看就明白了，我很想把自己收藏的那些好玩意都送给他，像一对亲切的狼友那样。但我忍住了，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默默地走开。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偶尔也谈谈社会或者人生，但谈不了几句就不欢而散。他已经像个老人一般保守，而我却正在激进的年纪，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不理解总是不可避免，但也并非总是如此。父亲曾经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些年他在仕途上的失败，仿佛一件无法见人的丑事，而我其实很想告诉他：在这个时代，成功未必能引起什么令人激动的波澜，而失败却往往会传来一种不屈不挠的回声。

现在，面对父亲的老去，我心情复杂。他一直在坚信着一些东西，或许上升不到主义的高度，但就算在那个闭塞的小城，他也为此奉献了他的青春和理想。但又有多少是值得他奉献的呢？前年我买了一些书送给他，看完之后，父亲喃喃自语：“想不到是这样，想不到都是真的。”我看着他的白发和皱纹，险些哭出来，我在心里对他说：“爸，他们都欠你的，他们所欠你的一切，将来都一定会还给你。

（刊于《南方周末》）

后来这人离开了《看电影》，办了一本《新电影》，过了没多久，又关张了，中间还办了一本《文汇百花周刊》，现在也没了。我寻思着此人办一本黄一本，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恃才傲物，不跟上面穿一条裤子，成天干领导的口腔，领导都溃疡了，只能把瘟神送走。一个是文以载道，压根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把杂志办的乌烟瘴气，什么敏感词都敢捅，影响渠道和发行。不管是哪一个，我觉得都是一种荣誉。

再后来范皓然又跑到了《电影世界》，延续了一贯的作风，在一本以娱乐为主的杂志里，倾注了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夹缝中求生存尚且不忘向无耻者吐唾沫。最新一期总结年度华语电影的标题赫然就是：忒二。在一个时政杂志成天都不痛不痒的时代，一本电影杂志却在自己狭窄的领域里勾兑了独特审美以及真知灼见，炮轰大师和商人，揭发骗子和投机。

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主编的熏陶。在很多杂志的刊首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精神抖擞的主编，配上一副搂着双肩或者拿着烟斗的照片，文字水平比小桔灯还不如，却也敢大放厥词。而尚可却在刊首真正塑造了一本杂志的气质：从不糊涂，没有废话。

一种粗糙和犀利的风格也被始终延续下来：能用鸡巴就绝不用鸡鸡，能说傻逼就绝不说傻冒。就好像当别的人在委婉的表示：这电影其实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这个……呃……比如那个。而范皓然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这就是一部烂片，它没有一帧画面值得你掏钱，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喜欢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态度。

在我看来，范皓然是中国最好的电影杂志主编，甚至也是最好的影评人。现在市面上充斥的影评人，有的文笔好没态度，像个领招待费的，有的态度好没文笔，像个写宣传稿的。偶尔在豆瓣上看到那些跟妇联主任发言一样的影评，我就格外不耐烦，十分怀念十几年前尚可写的那些东西。

现在，我衷心祝愿《电影世界》这本杂志可以办下去，越办越好，同时也向范皓然这些年的坚持表示敬意。我没见过他，他为人如何我也不了解，但他没向我提供过垃圾。

当然，后来我就不提真维斯了。但这件衬衫我一直没丢，十年了，它质量还是那么好，秋天的时候我还经常穿在身上，回忆自己曾经的样子。后来我目睹着那些像我这样从县乡一级走出来的青年，他们穿着当地流行的服饰，走进北京上海，嚼着一线城市的残渣，填饱自己三线城市的胃口；或者继续留在家乡，被挤兑而不自知。那些穿森马的男孩和穿以纯的女孩，像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一样，“同卑下的生活和狂乱的思想不停地作斗争”。

贾樟柯在电影《任逍遥》里曾经细致的描绘了这样的状态和这样的青年：在死水一般的小城市，青春期的荷尔蒙如癌细胞一样扩散，他们无法用更丰富的精神来摆脱虚无，想要得到更多，却被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所敲打。最后，他们决定去抢劫银行。失败之后，其中一个被抓，另外一个则骑着摩托逃跑。他沿着国道想要远离那个地方，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搭上一辆过路的大巴，返回那个让他充满绝望的城市。然后青年就这样被警察逮捕，遭受了一番奚落之后，电影结束了。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些，有些事情你就会理解的更清楚。每次我给在山东一家工厂打工的表弟打电话，里面的铃声始终都是慕容晓晓之类的“农业金曲”。几年前他给我写信，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在信中提到了绝望、折磨、自杀，还有路遥。贫瘠的精神生活像锅盖一样压在他头上，他觉得自己快要被煮熟了。在我眼里看来，他的痛苦和思索跟多数人一样，只是他找不到一个向上的出口。而他花一块钱购买《爱情买卖》的铃声，和那些坐飞机到金边看柯恩演唱会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文化品位上阔起来的新青年们或许不这么认为。

我有一个在西安上班的老同学，他曾经穿着新款的美特斯邦威回农村的老家炫耀，如今他给老婆买新款的LV，有了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他曾经跟我一样漫无目标的愤怒，如今他尽管也愤怒，但看上去似乎比较理性了：“反 日青年全都是——”他在MSN上毫不客气地下了一个定语，”傻逼脑残！“我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只是想起了那两个试图抢银行的瘦小身影。

如今，谁都会脱口而出几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遮羞布，或者民族主义是政府的障眼法。那些夹杂在队伍中的青年，就这样成为了主义的一部分，成为了被利用的笑柄和被排泄的马桶。他们最大的缺点是不自知，不知道教科书的真实斤两，不知道真维斯其实是个国产的三流牌子。总之他们是无脑者，被可笑的主义弄昏了脑袋，被文明和时代远远甩在身后，却以为自己在参与某种崇高，有一小撮甚至对自家人民干出了打砸抢的丑陋行径。

这些都说的没错，我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更想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有一个叫W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我总感觉特别愤怒，但我不是很清楚源头在哪里。喝醉了我就容易搞破坏，砸学校展览板的玻璃，把别人晾衣架上的内裤扔掉，诸如此类。不管怎么说，日本难道不是侵略过我们吗？我姥爷身上还有日本枪子呢。反正很搓火……社会也好家庭也好……为什么？我说不上来……我想表达一点什么，我希望让人知道我很重要。

如你所知，十年前，我就是那个W。

《长眠不醒》里面根本没什么侦探故事，凶手像大白天的太阳一样晃眼，作案动机更是把读者的智商当做儿戏。文化人爱读钱德勒或者布洛克，因为这类小说的外壳虽然是个通俗故事，内核或者气质却不折不扣的属于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根本不想探究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房子里，胸口插着尖刀的詹姆斯先生是怎么见阎王的，他们在乎的是语言、风格、节奏。至于情节，如果必要的话，那就随便来点得了。

而纯粹的侦探小说家都是手艺人，他们唯一吸引读者的地方就是故事：你无法知道凶手从第几页跳出来，你也搞不懂尸体旁边那一串字母是什么意思，直到作者摊开双手，说明一切，你才能带着兴奋的满足沉沉睡去。

尽管我不觉得《长眠不醒》属于真正的侦探小说，但它依然是一本杰作。钱德勒用简洁洗练的文字把那个时代的美国描画的栩栩如生，在他的故事里，主人公始终保持着克制，从不宣泄暴力或者欲望，像福音传教士似地坐怀不乱。他在冰冷的大雨中走来走去，在黑成一片的夜晚调查无聊的凶杀案，而做这些的目的只是为了赚点小钱换瓶威士忌，或者说得更文艺一点，只是为了排遣孤独感。——你知道，洛杉矶是一座巨大的城市。

这样的人物在侦探小说中并不少见，在很多作者那里，侦探不再是出风头的角色，而是边缘的畸零之人，他们各有各的痛苦，像你我一样。从刻画情节到刻画人物，是侦探小说的一种巨大转变。舍瓦尔笔下的侦探对婚姻充满失望，在中年危机的压迫下过着醉醺醺的生活，勒卡雷的主人公是早被遗忘和排挤掉的间谍机构头头，至于格雷厄姆格林，他就没写过什么正常人。

在小说里，这些侦探都成功了，或者抓住了凶手，或者破获了案子，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最终还是被生活齐刷刷地淹没，连个头颅都看不见。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喜欢读这些小说，而菲利普马洛又如何成为了一个城市象征。其实，菲茨杰拉德也好，契佛也好，钱德勒也好，他们写的都是一种人或者一类故事。但钱德勒更加聪明，他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外衣，死亡的主题也让他的人物变得更冷，让他的主题变得更硬，并且充满道德感，正如卡夫卡所言：“它把生活的每一个秘密都描写成该受到惩罚的现象。”

除了人物，钱德勒的语言或许是更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其中那些俏皮话：“有些人就是因为老说这三个字而去装了一副假牙的”、“你看的还不够，我的腿上还纹了一个跳舞的巴厘岛女人呢”，尤其是马洛看到卡门一丝不挂躺在他床上时所说的那句：“像你这样的女人就算再多来几个，这座大楼也不会因此而晃悠几下”。这种对白让人发笑，但又不会哈哈大笑，这就是钱德勒的文字特色：恰到好处的节制。

你看，在灯红酒绿的都市中有的是疏离和隔膜，遍地都是罪恶以至于让人丧失了打量的兴趣，纵欲狂欢背后往往是痛彻心扉的孤独……这种生活很多人都在经历，但只有很少的人能把它写出来，并且写的很好。钱德勒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其实不是一个侦探小说家，当然这并不重要。

但对老同志还是要尊重，毕竟整个青春都搁浅在80年代末了，老无所依，民主事业遥遥无期，难免有点情绪。然而像许知远这种新晋的革命小将，满脑子流血牺牲的hardcore，动员群众去付出代价，自己却在温床里乐不思蜀。这种装逼犯，才是真正要警惕的。

从《庸众的胜利》一文就可以看到，长发文艺男心里的那点“可怜的小心思”简直再明白不过了：像韩寒这种没什么文化，缺乏深度和严肃思考的小青年，居然被群众提拔到了如此高的位置。而我，北大才子，在宏大叙事方面从不甘居人后，名言警句更是像清鼻涕一样擦都擦不完，却没有赢得相应的掌声和崇拜，“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

许知远又一次拿出了老办法，“民族的失败”、“精神的彷徨”、“真正的思想”……这样的字眼多的简直让你以为自己是在读三民主义。更滑稽的是，许知远嘲讽韩寒“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这就好像一个在东单打野球的中学生笑话斯托克顿的控球太过简单朴素，没有任何花哨动作，也不会运用任何牛逼的crossover。

傻逼永远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傻逼永远搞不懂为什么斯托克顿是伟大的后卫，而他只能在3v3的场地里像个放羊的。所以许知远永远只是个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用绕口的西哲名讳来点缀自己毫无营养的小散文，而韩寒，一个高中辍学生，却拥有着自己的思想。

从该文可以看到，许知远的政治诉求还停留在20年前，那就是反抗，激烈的反抗，斗争，流血的斗争，与此相背离的，就是庸众，就是怯懦，思维模式和人肉炸弹保持高度一致。就是这样的左棍，萨特的转世灵童，在冒充导师，教训勤劳的中国人民，我们为什么还不给丫两记闷棍呢？

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辞，当一个人开始自我表达的时候，甚至表达的对象从自我拓展到了社会议题，就会有一个长发的猥琐男跳出来说，你表达的还不够，你应该表达的更狠一点，不妨我给你个建议，比如你到天安门那里去，或者我告诉你几个敏感词……而说这话的人，一边办着一本面向高干和中产阶级的空洞杂志，一边对着民族的未来长吁短叹。

煽动群众去当羊牯，一直都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从抗战到内战，再到文革，这一套把戏被我党耍的风生水起，一代中国人成了炮灰，而如今，这一套台词改头换面，被另外一些人活学活用。但无论怎么改变，那句台词的核心从来都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种意见，但我要求把许知远先推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