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derlust.

后来这人离开了《看电影》，办了一本《新电影》，过了没多久，又关张了，中间还办了一本《文汇百花周刊》，现在也没了。我寻思着此人办一本黄一本，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恃才傲物，不跟上面穿一条裤子，成天干领导的口腔，领导都溃疡了，只能把瘟神送走。一个是文以载道，压根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把杂志办的乌烟瘴气，什么敏感词都敢捅，影响渠道和发行。不管是哪一个，我觉得都是一种荣誉。

再后来范皓然又跑到了《电影世界》，延续了一贯的作风，在一本以娱乐为主的杂志里，倾注了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夹缝中求生存尚且不忘向无耻者吐唾沫。最新一期总结年度华语电影的标题赫然就是：忒二。在一个时政杂志成天都不痛不痒的时代，一本电影杂志却在自己狭窄的领域里勾兑了独特审美以及真知灼见，炮轰大师和商人，揭发骗子和投机。

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主编的熏陶。在很多杂志的刊首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精神抖擞的主编，配上一副搂着双肩或者拿着烟斗的照片，文字水平比小桔灯还不如，却也敢大放厥词。而尚可却在刊首真正塑造了一本杂志的气质：从不糊涂，没有废话。

一种粗糙和犀利的风格也被始终延续下来：能用鸡巴就绝不用鸡鸡，能说傻逼就绝不说傻冒。就好像当别的人在委婉的表示：这电影其实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这个……呃……比如那个。而范皓然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这就是一部烂片，它没有一帧画面值得你掏钱，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喜欢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态度。

在我看来，范皓然是中国最好的电影杂志主编，甚至也是最好的影评人。现在市面上充斥的影评人，有的文笔好没态度，像个领招待费的，有的态度好没文笔，像个写宣传稿的。偶尔在豆瓣上看到那些跟妇联主任发言一样的影评，我就格外不耐烦，十分怀念十几年前尚可写的那些东西。

现在，我衷心祝愿《电影世界》这本杂志可以办下去，越办越好，同时也向范皓然这些年的坚持表示敬意。我没见过他，他为人如何我也不了解，但他没向我提供过垃圾。

当然，后来我就不提真维斯了。但这件衬衫我一直没丢，十年了，它质量还是那么好，秋天的时候我还经常穿在身上，回忆自己曾经的样子。后来我目睹着那些像我这样从县乡一级走出来的青年，他们穿着当地流行的服饰，走进北京上海，嚼着一线城市的残渣，填饱自己三线城市的胃口；或者继续留在家乡，被挤兑而不自知。那些穿森马的男孩和穿以纯的女孩，像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一样，“同卑下的生活和狂乱的思想不停地作斗争”。

贾樟柯在电影《任逍遥》里曾经细致的描绘了这样的状态和这样的青年：在死水一般的小城市，青春期的荷尔蒙如癌细胞一样扩散，他们无法用更丰富的精神来摆脱虚无，想要得到更多，却被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所敲打。最后，他们决定去抢劫银行。失败之后，其中一个被抓，另外一个则骑着摩托逃跑。他沿着国道想要远离那个地方，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搭上一辆过路的大巴，返回那个让他充满绝望的城市。然后青年就这样被警察逮捕，遭受了一番奚落之后，电影结束了。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些，有些事情你就会理解的更清楚。每次我给在山东一家工厂打工的表弟打电话，里面的铃声始终都是慕容晓晓之类的“农业金曲”。几年前他给我写信，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在信中提到了绝望、折磨、自杀，还有路遥。贫瘠的精神生活像锅盖一样压在他头上，他觉得自己快要被煮熟了。在我眼里看来，他的痛苦和思索跟多数人一样，只是他找不到一个向上的出口。而他花一块钱购买《爱情买卖》的铃声，和那些坐飞机到金边看柯恩演唱会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文化品位上阔起来的新青年们或许不这么认为。

我有一个在西安上班的老同学，他曾经穿着新款的美特斯邦威回农村的老家炫耀，如今他给老婆买新款的LV，有了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他曾经跟我一样漫无目标的愤怒，如今他尽管也愤怒，但看上去似乎比较理性了：“反 日青年全都是——”他在MSN上毫不客气地下了一个定语，”傻逼脑残！“我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只是想起了那两个试图抢银行的瘦小身影。

如今，谁都会脱口而出几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遮羞布，或者民族主义是政府的障眼法。那些夹杂在队伍中的青年，就这样成为了主义的一部分，成为了被利用的笑柄和被排泄的马桶。他们最大的缺点是不自知，不知道教科书的真实斤两，不知道真维斯其实是个国产的三流牌子。总之他们是无脑者，被可笑的主义弄昏了脑袋，被文明和时代远远甩在身后，却以为自己在参与某种崇高，有一小撮甚至对自家人民干出了打砸抢的丑陋行径。

这些都说的没错，我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更想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有一个叫W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我总感觉特别愤怒，但我不是很清楚源头在哪里。喝醉了我就容易搞破坏，砸学校展览板的玻璃，把别人晾衣架上的内裤扔掉，诸如此类。不管怎么说，日本难道不是侵略过我们吗？我姥爷身上还有日本枪子呢。反正很搓火……社会也好家庭也好……为什么？我说不上来……我想表达一点什么，我希望让人知道我很重要。

如你所知，十年前，我就是那个W。

约翰狄克森卡尔瞧不上硬汉派，觉得他们连故事都编不圆，他还虚构了一个叫奇普·哈德斯通的人来调侃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我认为卡尔说的没错，硬汉派写不了侦探小说，我是指那种充满悬念气氛和斗智斗勇的畅销读物，而不是——恕我直言——干巴巴的文学。很多人喜欢拿什么“大师们崇拜的大师”和MWA之类的机构说事。好吧，在那个名单上，《罪与罚》都被当成是一部“侦探小说”。

《长眠不醒》里面根本没什么侦探故事，凶手像大白天的太阳一样晃眼，作案动机更是把读者的智商当做儿戏。文化人爱读钱德勒或者布洛克，因为这类小说的外壳虽然是个通俗故事，内核或者气质却不折不扣的属于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根本不想探究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房子里，胸口插着尖刀的詹姆斯先生是怎么见阎王的，他们在乎的是语言、风格、节奏。至于情节，如果必要的话，那就随便来点得了。

而纯粹的侦探小说家都是手艺人，他们唯一吸引读者的地方就是故事：你无法知道凶手从第几页跳出来，你也搞不懂尸体旁边那一串字母是什么意思，直到作者摊开双手，说明一切，你才能带着兴奋的满足沉沉睡去。

尽管我不觉得《长眠不醒》属于真正的侦探小说，但它依然是一本杰作。钱德勒用简洁洗练的文字把那个时代的美国描画的栩栩如生，在他的故事里，主人公始终保持着克制，从不宣泄暴力或者欲望，像福音传教士似地坐怀不乱。他在冰冷的大雨中走来走去，在黑成一片的夜晚调查无聊的凶杀案，而做这些的目的只是为了赚点小钱换瓶威士忌，或者说得更文艺一点，只是为了排遣孤独感。——你知道，洛杉矶是一座巨大的城市。

这样的人物在侦探小说中并不少见，在很多作者那里，侦探不再是出风头的角色，而是边缘的畸零之人，他们各有各的痛苦，像你我一样。从刻画情节到刻画人物，是侦探小说的一种巨大转变。舍瓦尔笔下的侦探对婚姻充满失望，在中年危机的压迫下过着醉醺醺的生活，勒卡雷的主人公是早被遗忘和排挤掉的间谍机构头头，至于格雷厄姆格林，他就没写过什么正常人。

在小说里，这些侦探都成功了，或者抓住了凶手，或者破获了案子，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最终还是被生活齐刷刷地淹没，连个头颅都看不见。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喜欢读这些小说，而菲利普马洛又如何成为了一个城市象征。其实，菲茨杰拉德也好，契佛也好，钱德勒也好，他们写的都是一种人或者一类故事。但钱德勒更加聪明，他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外衣，死亡的主题也让他的人物变得更冷，让他的主题变得更硬，并且充满道德感，正如卡夫卡所言：“它把生活的每一个秘密都描写成该受到惩罚的现象。”

除了人物，钱德勒的语言或许是更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其中那些俏皮话：“有些人就是因为老说这三个字而去装了一副假牙的”、“你看的还不够，我的腿上还纹了一个跳舞的巴厘岛女人呢”，尤其是马洛看到卡门一丝不挂躺在他床上时所说的那句：“像你这样的女人就算再多来几个，这座大楼也不会因此而晃悠几下”。这种对白让人发笑，但又不会哈哈大笑，这就是钱德勒的文字特色：恰到好处的节制。

你看，在灯红酒绿的都市中有的是疏离和隔膜，遍地都是罪恶以至于让人丧失了打量的兴趣，纵欲狂欢背后往往是痛彻心扉的孤独……这种生活很多人都在经历，但只有很少的人能把它写出来，并且写的很好。钱德勒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其实不是一个侦探小说家，当然这并不重要。

在做鸟兽散之后，民运的遗老们有的忙着在国外兑换政治资本，有的在自由中国这样的论坛里发挥余热，很多人的姿势都越来越难看，屁股坐在左边，但眼睛还假装向右边张望，都有点半身不遂的意思了。尽管在美帝的怀抱里终于撒了欢的畅所欲言，但山头林立，谁都不屌谁。为了凝聚群众力量而起草的宪章，婆婆妈妈比党章还让人迷糊。

但对老同志还是要尊重，毕竟整个青春都搁浅在80年代末了，老无所依，民主事业遥遥无期，难免有点情绪。然而像许知远这种新晋的革命小将，满脑子流血牺牲的hardcore，动员群众去付出代价，自己却在温床里乐不思蜀。这种装逼犯，才是真正要警惕的。

从《庸众的胜利》一文就可以看到，长发文艺男心里的那点“可怜的小心思”简直再明白不过了：像韩寒这种没什么文化，缺乏深度和严肃思考的小青年，居然被群众提拔到了如此高的位置。而我，北大才子，在宏大叙事方面从不甘居人后，名言警句更是像清鼻涕一样擦都擦不完，却没有赢得相应的掌声和崇拜，“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

许知远又一次拿出了老办法，“民族的失败”、“精神的彷徨”、“真正的思想”……这样的字眼多的简直让你以为自己是在读三民主义。更滑稽的是，许知远嘲讽韩寒“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这就好像一个在东单打野球的中学生笑话斯托克顿的控球太过简单朴素，没有任何花哨动作，也不会运用任何牛逼的crossover。

傻逼永远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傻逼永远搞不懂为什么斯托克顿是伟大的后卫，而他只能在3v3的场地里像个放羊的。所以许知远永远只是个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用绕口的西哲名讳来点缀自己毫无营养的小散文，而韩寒，一个高中辍学生，却拥有着自己的思想。

从该文可以看到，许知远的政治诉求还停留在20年前，那就是反抗，激烈的反抗，斗争，流血的斗争，与此相背离的，就是庸众，就是怯懦，思维模式和人肉炸弹保持高度一致。就是这样的左棍，萨特的转世灵童，在冒充导师，教训勤劳的中国人民，我们为什么还不给丫两记闷棍呢？

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辞，当一个人开始自我表达的时候，甚至表达的对象从自我拓展到了社会议题，就会有一个长发的猥琐男跳出来说，你表达的还不够，你应该表达的更狠一点，不妨我给你个建议，比如你到天安门那里去，或者我告诉你几个敏感词……而说这话的人，一边办着一本面向高干和中产阶级的空洞杂志，一边对着民族的未来长吁短叹。

煽动群众去当羊牯，一直都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从抗战到内战，再到文革，这一套把戏被我党耍的风生水起，一代中国人成了炮灰，而如今，这一套台词改头换面，被另外一些人活学活用。但无论怎么改变，那句台词的核心从来都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种意见，但我要求把许知远先推出去。